为民族呐喊的抗战强音（抗战文艺作品巡礼）

唐小兵

图一

图为“星火归聚：现代版画会与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”展厅一景。 广州美术学院供图

美术创作如何凝聚民族精神力量？近期，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一场小而美的展览——“星火归聚：现代版画会与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”，通过一件件作品与文献，缓缓拉开抗战美术的序幕，带领观众回到新兴木刻运动蓬勃兴起的年代。

90年前，1935年5月，电影《风云儿女》在上海首映，由田汉作词、聂耳谱曲的主题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迅速传遍大江南北；年底，青年版画家李桦的木刻作品《怒吼吧!中国》(见图一)问世，并于次年参加由广州现代版画会主持的“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”，先后在多地巡展。两个形式迥异的艺术作品，传达着一个共同的时代呼声，那就是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”。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在聆听和齐唱国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之际，重温《怒吼吧!中国》这幅经典木刻，格外有意义。因为通过它，我们同样能听到历史深处的回响。

在这幅高20厘米、宽约15厘米的木刻里，李桦用粗壮饱满的阳刻线条，有力刻画出一位被缚男子的刚烈挣扎。作品构图简练，造型鲜明，气势夺人。左下角锋利的匕首，在态势上成为被缚者紧绷的手掌的延伸，同时也激发我们作为观看者的一个强烈愿望，那就是希望被蒙住双眼的他，能一举抓到这个武器，我们甚至想要直接告诉他，匕首近在咫尺!

这幅木刻的艺术效果之一，就是把“观看”或者说“视觉”这个经验问题化了。准确地说，视线被切断了，声音取而代之。从被缚者那大张的口中，我们能够想象甚至听到他愤怒的吼声，体认、感受他激烈的情绪。声音，成为这幅木刻所要刻画和传达的对象。以视觉艺术语言表现非视觉元素，恰是这件作品的创作难度和成功之所在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李桦的这幅代表作和20世纪初以德国为中心的表现主义艺术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。在世界各地的艺术青年中激起巨大回响的表现主义运动，是对狂放不羁、赤诚刚烈的现代创造主体的肯定，其精神诉求和呐喊姿态，给众多艺术形式——从木刻到电影，从文学到戏剧再到音乐，带来了崭新的能量和面貌。正是在表现主义风格的木刻里，鲁迅有感于一种“力之美”和新的艺术理念，进而呼吁艺术家们要以刀代笔，在木板上直抒胸臆，横扫追求精致小巧的颓唐之风，为现代中国创造新的大众艺术。

《怒吼吧!中国》所体现的表现主义美学，其所包含的由“看”向“听”再向“喊”的观念递进，也清晰地反映在这幅作品的标题上。这里被要求放声怒吼的，显然不是画面上已经在大声疾呼的男子，而恰恰是画前的观众；浑身赤裸、双眼被蒙的受难者，也并不能被径直看成是“中国”的具体形象或再现，而是借以唤起民族自觉、自尊、自立的艺术造型和象征。“中国”在这里并不是写实意义上的呈现，而是一个需要被唤醒，需要以自己的声音和行动来确认集体存在、展现新面貌的命运共同体。

自20世纪初，“唤醒中国”作为一个激动人心的主题和愿景，就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。上世纪20年代初给这个主题命名的是铁捷克，一位曾在中国教书、游历的苏联剧作家。他创作的话剧《怒吼吧，中国!》于1926年在莫斯科首演，随后在全球多地演出。有感于这部剧作的巨大冲击力，剧作家田汉当时就提出中国人不仅要自己来演《怒吼吧，中国!》，更要创造出自己的“叫喊的艺术”!

在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背景里，木刻《怒吼吧!中国》高度概括了一个大的时代变迁，即五四时期充满焦灼和惶惑的个人“呐喊”，到20世纪30年代成为日益高涨的民族“怒吼”。伴随或者说推动着这个时代变迁的，是新的声音经验与听觉想象，是新的大众文化。于上世纪30年代迅速兴起、具有强大政治动员力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，便是这种新的大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之一。而当时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最受欢迎的一首歌曲，就是1935年随着电影而诞生并广泛传播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

《怒吼吧!中国》不仅表现、记录、奏响历史强音，更要求我们从静态的观看者转为积极的发声者、呼喊者。从文学到绘画，从日报到期刊，从留声机到无线电，现代的传播媒介和技术塑造了现代中国人视觉和听觉的环境及经验。“怒吼吧!中国”，作为反侵略反压迫的集中表达，也作为一个集合多种媒体的文化事件，将不断回荡在我们耳畔，成为穿越时空、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。

(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教授)

《 人民日报 》( 2025年04月27日 08 版)